香港虽然被殖民了很多年，但回归之后积极融入祖国家庭，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报告称，中国历史设为必修课。对此，复旦教授表示：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10月1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她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
她特别提出，设立中产家庭可负担的“港人首置上车盘”(“首置”)，将要求发展商设计、兴建及出售指定数目的“首置”住房。
教育方面，中国历史将于下学年在初中成为独立必修科，期望学生能藉着学习中国历史和有意义的活动，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成为有见识、富责任感、具国家观念的公民，对国家及社会作出贡献。
2015年3月9号，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9日在北京认为，将中国历史重新纳入香港学校必修课虽有难度，但“是必要的”。
香港青少年对国家、国情的认知问题，成为近期各界高度关注的议题，也屡屡成为全国两会港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9日，在港区委员小组讨论会上，唐英年分享了两个有关香港青少年工作的事例。
2008年，北京奥运会马术类比赛在香港举办。期间，赛会招募了许多香港年轻人做义工。“那些年轻人生机勃勃，很愿意为奥运会，为国家服务，他们当之为一种荣誉”。唐英年说。
唐英年认为，他们的感受也将辐射、影响其家人和周边的朋友，一起增进对国家的认同感。
唐英年再举汶川地震一例。2008年，汶川地震后，港人与内地人同悲，纷纷慷慨解囊，捐助灾区。
时任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长的唐英年向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提出，希望组织一些香港学生到灾区看看救灾情况。刘奇葆当即表示全面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随后组织数百学生到四川灾区，观察国家如何把资源投入救灾，看灾区如何从废墟到建成板房，从救治到受灾群众康复，从学校停课到孩子恢复上学，直至建设楼房等灾后重建全过程。
“年轻人把救灾全过程看了一遍，他们非常感动，才清楚什么是‘以人为本’，是在关键时刻，真真正正为社会，为人民做事。”唐英年说。
唐英年认为，经过具体的交流和观察，香港年轻人可以更加了解内地和国家。通过他们可以辐射更多人，“年轻人的工作要一点点做，努力去争取他们”。
唐英年指出，增进香港年轻人对国家的了解，教育很重要，要从小抓起，但不是要硬性灌输，而是要让他们清楚了解国家发展过程和历史。
“我认为特区政府做错一件事，就是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课”，“要是一国人民对国家历史都没有全面的认识，怎能要求他去爱国”。唐英年提高声调，发出感慨。
“我们用通识课取代中国历史必修课，十年后再反思，我认为是错的”。曾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的唐英年说。
他建议将中国历史重新纳入必修课，虽然有难度，但他强调此举“是必要的”。
唐英年亦多次强调，内地与香港均要加强对“一国两制”的认知。如港人在内地投资、置业等方面，常被比照“外国人”。
唐英年认为，在“一国”之下，两地关系到了成熟阶段，应考虑香港在投资、居住、养老、探亲等方面的国民待遇。
“这对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及对香港人心回归都有积极作用”。唐英年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授)
自从“百家讲坛”开坛后，
中国历史和所谓的“国学”
在大众传媒和科普领域大行其道。
在我看来，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
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
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至少，远不如公元一五〇〇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
某种程度上，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太有快感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有权力的人尤其如此。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
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
太沉迷于中国历史导致闭目塞听
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固步自封。
许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一四六九至一五〇〇年间的崛起和扩张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一六〇〇至一七八〇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两个多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固然可以大书特书，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
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
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