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来多地出生人口降幅超一成，当前婚育成本显著上升，在现实的意义上挤压人们的生育意愿，尤其是女性青年，让人们不敢多生。2021年以来多地出生人口降幅超一成。
2021年以来多地出生人口降幅超一成1
今年以来，一些地区出生人口数量仍在延续下滑态势。
目前，包括贵阳、河南、安徽池州等地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新生儿筛查或户政出生登记等数据都出现了同比下降的情况，一些地方的下降幅度超过一成。
贵阳市卫生健康局网站数据显示，贵阳市2021年1-10月全市 常住人口出生36425人，2020年1-10月全市 常住人口出生43783人，两相比较，今年前三季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8%。值得注意的是，该网站写的是2021年10月数据，但实际上是1-10月累计数据。
在安徽池州，2021年1-10月户政出生登记8371人；2020年1-10月户政出生登记10598人。两相比较，今年前10月下降了21%。
根据此前9月公布的“关于《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安徽省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人口形势极为严峻。据安徽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2017年至2021年我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
在山东省胶州市，2021年1-9月，出生医学证明签发4644份；2020年1-9月，出生医学证明签发5263份。两项比较，今年比去年下降了11.8%。
河南是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根据河南省发布的数据，截至9月22日，全省完成新生儿“两病”筛查58.83万例、听力筛查58.92万例，筛查率分别为98.69%、98.85%。据此推算，2021年三季度河南新生儿约59.61万。而河南2020年三季度新生儿为73.43万。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河南2020年统计的数据是截至当年9月底，而2021年统计的是截至今年9月22日，从时间上两者差了8天。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有多个方面因素，首先就是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尤其是有资格当妈妈的人在逐渐减少。这是出生人口逐渐减少的源头和基础。
他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的历年出生人口数据看，我国出生人口在经历1987年这一近40年的最高峰（2508万人）之后，连续多年下行：1991年跌破2300万人；1994年跌破2100万人；1998年更是跌破2000万人大关，直至2020年跌到1200万人。可以预见，随着“95后”乃至“00后”陆续进入婚育阶段，未来出生人口仍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
其次是生育年龄推迟。董玉整说，现在很多人初婚初育年龄达到27岁以上，比法定结婚年龄（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大幅提高。许多人的实际生育年龄超过30岁以上，早已经成为了大龄孕产妇，甚至成为了孕产活动中的高危人群。同时，近年来，不孕不育人群增多。
再次，当前婚育成本显著上升，在现实的`意义上挤压人们的生育意愿，让人们不敢多生。例如，青岛市统计局公布的青岛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查报告显示，该市农村青年生育二孩、三孩意愿不强。宁波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报告也显示，多数农村青年对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普遍不高，尤其是女性青年。
董玉整说，新冠疫情也对生育有所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已经明显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虽然疫情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待在家里，夫妻之间有更多的时间相处，但疫情影响了现实的生活和生育水平，削弱了人们生育孩子的热情和动力。
针对生育压力大、生育意愿走低、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近年来中央和各地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8月2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综合采取规划、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措施，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婴幼儿家庭获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国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
在地方，近期以来，多省份密集修改当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各地普遍延长了产假、增设育儿假。黑龙江、吉林、安徽提出了建立实施生育、育儿补贴制度。
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这是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
2021年以来多地出生人口降幅超一成2
降低生活成本是破除“老龄化”“少子化”危机的第一密钥
在大部分老一辈眼里，这代年轻人的婚育观念简直岂有此理，怎么可以后继无人？“催婚催生”成了年轻人回家看爸妈时最令前者头疼的老问题，但被这个恶性循环困扰的又岂止是小家呢？
往大了说，如果缺少适应社会未来发展需要的一定数量的新生儿，整个国家都会陷入“无人接班”的尴尬局面；没有足够的新生血液，人类社会发展到后期必将趋于乏力。
“你不生我不生，日后养老谁来撑？”这是父母对后辈的发问，也是国家对生育率大滑坡的担忧。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一任务，已然迫在眉睫。
优生优育的观念，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印在了很多由独生子女阶段过来的年轻父母的心底。
从那个超生还要罚款数万的年代走过来的人们，曾用了漫长的时间转变观念，如今要想再次开放生育、重培生育欲望，自然也需经历一定阶段，甚至因为大家更为普遍地接受素质教育而要费上比之前更加漫长的时间。
政策的干预就是起到一个助推作用，国家希望这个转变可以来得更快一些，以保证发展需要——但政策干预绝不会成为提高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全民经济基础才是。
年轻一代往往渴求更有品质的生活，而不愿意被过于高昂的生活成本困扰。为难的是，小孩的降生带来的一系列苟且正是有悖他们的追求。孩子是物质与情感的投资对象，也是能带来希望的天使，拥有这份美好应当是建立在基础生活得以保障之上，否则只能让一家子人“一夜回到解放前”。
如何打牢经济基础、减小生育压力？国家其实已经在努力给我们答案，比如医疗补助、延长产假、扶植青年人就业、实行教育“双减”政策，等等。的确，只有当生育后代不再有损普罗大众的生存品质，一些不必要的开销可以免去，人们才更愿意生养小孩。
“人生太苦自己承受就好，何必让孩子来这世上走一遭”，这样的叹息常常从年轻人的口中发出，成了社会的痛点。当养孩子不再拖全家人后腿，当我们有余力为生活加点甜，“二孩”“三胎”的政策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有了底气的年轻一代才能不对生育“望而却步”。
2021年以来多地出生人口降幅超一成3
在老一辈人的观念中"养儿防老"深入人心。因此，即使在经济落后、饭都吃不饱的时代，他们仍会选择生4-5个孩子，许多人甚至会生6个以上的孩子。
正因为如此，1982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0.0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96%。到1990年，中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口支持。
而近年来，“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话题一再引起网友热烈讨论。出生率出现断崖式下降，为何能引发热议，这与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应该清楚的是，出生率的下降会减少人口红利。在我国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抚养率低，经济负担相对较小。出生率的下降将导致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劳动力人口减少，劳动力人口比例的下降将直接影响抚养率。
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当我们年老时，街道上挤满了老年人，没有那么多年轻人支付养老保险。社会养老金是否还足以让我们享受老年生活？
现在老年人是较为快乐的，因为年轻劳动力仍然足够，不管在人力和财力方面，都能使他们获得相对高质量的老年生活。然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如今的年轻一代步入老年时，他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如果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储蓄个人养老金的意识。目前，消费养老金计划是一种很好的个人养老金储蓄方式。
消费养老金创新模式旨在解决社会老龄化加剧情况下的养老金短缺问题，从市场中寻找新的养老金来源，弥补现行制度下养老金的不足。消费养老金的核心是消费者购买企业产品后，企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养老金反馈制度，在不影响企业运营和消费者日常消费的情况下，轻松积累养老金。人们只要通过日常自然消费就能积累可观的养老金，而不用改变任何消费习惯，不增加任何支出。非常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促进大学生和青年群体创业就业。解决养老金问题，弥补养老金短缺，应对老龄化加剧，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无论是国务院的文件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声明，都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社保来实现老有所养，还需要家庭和个人未雨绸缪，及早做好个人养老金的功课，为自己储备好个人养老金。
总体而言，面对低出生率和突出老龄化问题的社会背景，人口红利将减少，仅靠社会养老保险来养老是不够的。
当养老金不足时，是降低退休生活质量，拮据度日？还是提前规划退休生活，让老年生活有所保障？这是一种选择。每个选择都无对错之分，但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