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8090科学育儿微信公众号-新妈课，原创标题：全球顶尖的童书作家，为什么美国那么多？ 责任编辑：Z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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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力量》序言
在翻译《亲爱的天才：厄苏拉·诺德斯特姆书信集》之初，我就萌生了编写这本书的念头。历时三年半，终于集众人之力把它熬出来了。本书以《亲爱的天才》所提供的人物为线索，按照他们的出生年月顺序，逐个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而将这些故事连缀在一起，竟然出现了一幅令人惊叹的画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约半个世纪美国童书生态的巨幅截面！虽然并不完整，但已足以窥其概貌。
用信件拼出的长卷
《亲爱的天才》是美国童书界那位天才编辑厄苏拉写给她的作者、画家、评论家和读者们的书信集，书中收录了从她近半个世纪职业生涯中留存下来的十万多封信中遴选出来的近三百封信。那些作者、画家多是在美国童书界（乃至国际童书界）鼎鼎大名的天才人物，其中有不少也渐渐为中国读者熟悉，在中国也拥有无数粉丝；而在那些书信中讨论到的作品，有许多也渐渐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热爱儿童且热爱童书的读者们往往渴望了解那些美妙童书背后的故事，而儿童文学发烧友与研究者们也希望能通过对创作者和创作背景的了解来理清脉络，厄苏拉的书信集的确是很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不过，仅仅阅读那本书信集难免会感到一些困惑：假如对收件人的情况不太了解，对书信内容的理解就会遇到障碍；而因为版权及其他原因，书信集中只有单方的去信，要想全面理解信中讨论的话题也颇有难度。因此，这些信件最初很可能看上去只是零星的碎片。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将这些“碎片”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起来，搜寻更多相关信息将它们变成轮廓清晰、有血有肉的人物与故事，再多少借助一点侦探的手法来挖掘它们之间的关联，渐渐地，一幅看起来相当完整的长卷就浮现在眼前了。而厄苏拉恰是这幅长卷的卷轴。
美国早年的儿童阅读推广运动
要看清这幅长卷，需要对美国二十世纪初儿童阅读推广的进程大略有所了解。如今的美国在童书领域显然是超级大国，但在二十世纪初还只是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追随者，而且盗版现象很严重。比阿特丽克斯·波特那本被誉为“现代图画书开山之作”的《比得兔的故事》1902年在英国出版，两年后就在美国出现了盗版！不过在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有一场运动正在蓬勃进行，也正是此运动大大推动了美国童书的发展，使之逐步跃居世界之巅。这就是美国儿童图书馆运动，用我们现在的说法，也可以说是美国的儿童阅读推广运动。
本书在讲述传奇儿童图书馆员维吉尼亚·哈维兰的故事时介绍了这场运动，哈维兰可以说是第三代的推动者，而我们常常会提到的那位纽约公共图书馆童书部负责人安妮·卡罗尔·穆尔，与哈维兰的导师、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爱丽丝•乔丹，可以说是第二代的旗手。因为这场运动，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在公共图书馆中设立专门的儿童阅览室，图书馆员与社会上的热心人士常常为孩子们大声朗读童书，以此作为推广阅读的主要手段。至少在1902年，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就有了为孩子讲故事的专人。后来，波特小姐在写给穆尔女士的信中，曾对此表示大为羡慕，因为当时英国在这方面还相当保守。
也正是因为这种推广变得越来越热闹，整个社会对童书（尤其是新潮童书）的需求越来越大，各大出版社开始设立专门的童书部。1919年，世界上第一个童书编辑部在麦克米伦美国公司成立，创始编辑露易丝·贝克特尔年仅二十五岁，从名校瓦萨学院毕业还没几年。接着，道布尔迪、维京、哈珀等公司也陆续创建了童书部。就在1919年，穆尔女士、美国童子军的马修斯先生与《出版者周刊》主编梅尔彻先生联合发起了第一届儿童图书周活动；几年后，也是在梅尔彻的倡议与赞助下，美国图书馆协会儿童图书馆分会设立了纽伯瑞奖，并在1922年由212名图书馆员代表投票选出了第一届大奖得主《人类的故事》。在这样的持续推动下，1928年，由土生土长的美国艺术家婉达·盖格创作的《100万只猫》出版，这部作品特别令以穆尔为代表的儿童图书馆员们自豪，因为它可以说是美国第一部具有世界级水准的本土原创图画书——长期培育的土壤，终于结出了硕果。
格林威治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厄苏拉登场了。最初，她只是哈珀公司大学教材部的一个害羞的小文员。几年后，当她转到童书部，很快就进入了自己的角色，最终成为了美国童书出版史上一位划时代的编辑。在最初的那段岁月里，她主要生活在格林威治村。
纽约曼哈顿下城的格林威治村是本书许多故事里都会提到的一个地名，我们会看到：威廉·佩内·杜·波伊斯和卡拉·库丝金在这一带长大；艾兹拉·杰克·季兹的父亲在这里的一间咖啡馆当服务生，骗小季兹说从一位落拓的艺术家手中用汤换来了颜料；马可·塞蒙与罗伯特·麦克洛斯基曾在这里合租的公寓的浴缸里养鸭子，它们后来成了《让路给小鸭子》的模特；玛格丽特·怀兹·布朗在这里进修幼儿教育并成为作家，她还在这里置办了一幢独体小楼做工作室，在此完成了《逃家小兔》《晚安，月亮》等经典图画书；玛格丽特与厄苏拉常在早餐时间在某个街角的咖啡馆碰头谈事儿；克雷门·赫德、雷欧纳德·威斯伽德、莫里斯·桑达克、汤米·温格尔曾先后在这一带住过，桑达克与温格尔的作息时间相近，常常在吃饭的时间碰头聊天，桑达克的《野兽出没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完成的；H.A.雷与玛格丽特·雷夫妇搬去波士顿之前就住在这里，看到厄苏拉一个人住着孤单，雷夫人还牵了一条小狗去给她养，而雷先生就是在这里的一栋6层公寓楼顶上观测天文并完成了他的《群星：观察星空的新方法》；E.B.怀特与凯瑟琳·怀特夫妇在纽约的寓所也在这里，夏洛特·左罗托夫新婚之初与丈夫也租住在这里……那里，曾经是作家、艺术家，和各种激进人士、另类人士（包括同性恋者）扎堆的地方。直到今天，尽管那里已由廉价公寓区变成了地价高昂的高尚住宅区，仍然有不少文艺界人士还是偏爱住在那里。
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格林威治村，会感觉那实在是个很有象征意义的村子（尽管它其实是由钢筋水泥的街区构成的），村子里人人都好像互相认识，关系也很融洽，却都热衷于各行其是，尤其喜欢标新立异。美国儿童文学史上多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都是在那里孕育或催生出来的。
从银行街到第五大道
在格林威治村有一条银行街，其实是夹在西11街和西12街之间的一条小街，因这条街上曾有过一间纽约银行而得名。但真正让这条街举世闻名的是曾在那里创建的一所幼儿教育实验机构——银行街教育学院。
第五大道是纽约曼哈顿一条南北向主干道，在印象中总是与极致的奢华挂钩，因为世界上许多奢侈品专卖店都在那里扎堆。不过在如此黄金地段的中央，居然还有两家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总馆与曼哈顿分馆。
从银行街教育学院旧址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大概有3公里，步行也不过40分钟，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也算够近的了。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它们在童书领域居然成了一对近乎“死敌”的阵营。
银行街教育学院的旗手是学院创始人露西·米歇尔，她是玛格丽特·怀兹·布朗的导师，创办学院的同时也创办了一家实验幼儿园，后来还怂恿一位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创办了斯科特公司，主要为“此时此地”创作实验小组的成员出版作品，而玛格丽特是创始编辑兼领军的作家。
图书馆阵营的旗手就是前面说到的穆尔女士，她曾经为儿童阅读推广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但从阅读趣味来说她更偏爱传统经典、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典雅风格的童话，讨厌写实的、手法不合传统的作品，也很反感在童书作品中融入现代艺术。她对米歇尔所倡导的注重当下生活经验的“此时此地”创作理念极为反感，自然也不喜欢玛格丽特。晚年的穆尔女士更为偏狭，既不喜欢“小木屋”系列，也不喜欢《夏洛的网》。由于穆尔在儿童图书馆界的影响非常大，她不喜欢的作品常常无缘获得大奖，甚至不能被列入公共图书馆的推荐书目，因此也大大影响了这些作品的推广与销售。
尽管玛格丽特是米歇尔最得意的门生和助手，但她特有的诗人气质与文学敏感使她超越（一定程度上也“背叛”）了导师，她最成功的作品在体现“此时此地”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地保留了诗意的幻想与童话的趣味。厄苏拉与她同年出生，细算起来还比玛格丽特大三个月，但对她崇拜有加，在童书创作与编辑理念上深受其影响。她们也同样热爱更注重自由表达的现代艺术，在身边自然聚合了如赫德、威斯伽德那样的艺术家。尽管玛格丽特不幸过早离世，但银行街教育学院实验创作群体的影响还在发酵并逐步扩张。继任的领军人物露丝·克劳斯与身为左翼艺术家的丈夫克罗格特·约翰逊联手，再拉着初出茅庐的莫里斯·桑达克，演绎了一系列在那个年代颇具颠覆性的创新之作。
所幸的是，那时儿童图书馆界与儿童文学评论界也渐渐开放了一些，我们看到如《号角书》杂志主编林德奎斯特、儿童图书馆界的哈维兰、《童书中心通讯》主编吉娜·萨瑟兰、《纽约时报书评》童书版主编乔治·伍兹等业界举足轻重的评论家，都站到了厄苏拉等人所代表的变革派阵营。越来越多的儿童图书馆员也重新审视先前的判断，并以各种方式逐步修正。她们虽然没能给“小木屋”系列中的任何一本书授予大奖，但终于还是为它们的创作者设立了一个新的终身成就奖——罗兰·英格斯·怀德奖，后来又把这个奖授予了《夏洛的网》的作者E.B.怀特；而在1964年，她们甚至把凯迪克金奖授予了一出炉就颇惹争议的《野兽出没的地方》，连桑达克后来都说“那也许是我的整个一生中最令人惊讶的事件”。
在历史的幕布前
在本书中登场的61位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美国童书界的文化精英，就其成就和地位而言，都可谓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我们来通过一组数据看看他们的构成情况。
其中有34位是女性，比例上略占优，考虑到那一阶段的童书编辑（如厄苏拉、苏珊·赫希曼）、儿童图书馆员是清一色的女性，童书创作者的性别比例大致上是对半分的。从出生地来看，有超过两成的创作者是出生在美国本土之外的，这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特征；而从种族来看，犹太人占据了四分之一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试着将这群童书界的天才放在美国历史的大背景前吧。
从罗兰·英格斯·怀德说起，她的成长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西进运动的背景下完成的，类似的拓荒家庭生活，珍妮特·斯柏林·劳瑞和弗莱德·吉普森也曾有过一些体验。但你可以留意到，怀德的“小木屋”系列是在1932年之后问世的，那是在经济大萧条最困难的年月。恰在此时，这样的故事反而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而从十九世纪中后期直到二十世纪初，美国迎来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其中来自欧洲的犹太人是最显眼的。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有相对比较富裕的来自德国、奥地利犹太人，如露丝·克劳斯、玛丽·罗杰斯等人的祖辈，但更多的是一贫如洗的来自东欧、俄罗斯的犹太人，如艾兹拉•杰克•季兹、莫里斯·桑达克、纳特•亨托夫、谢尔•希尔弗斯坦等人的父辈。这些贫穷的犹太人主要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和布鲁克林的贫民窟扎堆，后来渐渐分散到波士顿、芝加哥等地。主战场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又陆陆续续把一大批欧洲文化精英给逼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艾萨克·辛格、H.A.雷和玛格丽特·雷夫妇、玛雅·沃伊奇乔斯卡、李欧·李奥尼等人可以说是一路逃到了美国；而在战后，饱受战争之苦的汤米·温格尔、艾瑞·卡尔、安妮塔·洛贝尔等人移民到了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与夹在其间的大萧条，尽管在经济上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实质上却为这个移民大国提供了极佳的发展机会，即使在童书领域也不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初期，美国的政治气氛一度非常紧张，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许多左翼文人受到迫害，没法正常发表作品或授课，换句话说几乎断了生路。可是幸好在童书领域的审查没有那么严格，更兼有厄苏拉这样一些向往自由且毫不畏惧的童书编辑，因此吸引了一批如克罗格特·约翰逊、米莉森特·E.塞尔萨姆等左翼作家来童书领域施展才华。我们能有《阿罗有支彩色笔》这样的天才童书，大概多少也要感谢麦克锡主义的一度肆虐。
时间推移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概翻到了美国历史上最热闹的一个篇章：民权运动、越南战争与反战运动、肯尼迪总统遇刺、马丁·路德·金遇刺、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同性恋者反抗警察的暴力冲突……有趣的是，在童书世界许多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恰好在这一年代诞生。比如，第一本以黑人孩子为主角的图画书《下雪天》，获得了1963年的凯迪克奖金奖；1969年，不到十九岁的黑人艺术家约翰·斯特普托出版了受世人瞩目的图画书处女作《史蒂夫》；同年，第一部涉及同性恋话题的少年小说《抵达彼岸：不虚此行》也出版了。
这一切绝非偶然。当我们将这些天才们的轨迹放在历史的幕布前，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
特立独行的天才们
不过，虽说时势造英雄——在特定的时代总是会冒出一些特别的人物，但为什么偏偏是这些人冒出来了呢？其中一定也有些奥秘。
在本书中，我们为每位天才整理了一个履历表，假想他们也要来找工作，想象中那应该是一份份经历令人艳羡的履历表，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履历仅就家庭背景、教育与工作经历来看，基本上平淡无奇，投放到人才市场上也就是办公室文员或平面设计师的后备人选。比如H.A.雷大学肄业，主要工作经历也就是个卖浴缸的；桑达克只有高中文凭，上过几天艺术夜校，主要工作经历是在玩具店布置橱窗；希尔弗斯坦也在大学混不下去，从军时画过漫画，退伍后先是摆热狗摊的；E.B.怀特好歹上的是著名的康奈尔大学，但毕业四年换了至少五份工作，或辞职或被老板解雇……简而言之，这些人在驶入人生胜境之前多半也似常人般的浑浑噩噩，有的甚至在温饱线上苦苦徘徊近半生。可是他们最终都超越了自己。奥秘何在？
厄苏拉在1963年1月31日写给桑达克的信中多少透露了一点秘密，她写道：“你并不属于‘难缠的天才’类型。首先，天才嘛自然是难缠的……”此话出于整天与这帮人打交道的厄苏拉之口想来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而在另一位天才编辑苏珊·赫希曼看来，只有厄苏拉真正当得起天才的称谓，因为厄苏拉其实就够难缠的。想当年，也是厄苏拉把苏珊从哈珀辞退的！这种“难缠”，其实就是特立独行的状态，在旁人看来简直就是我行我素，直至成癖。
别看这些“天才”都是童书圈子里的顶尖人物，他们的作品都那么的迷人，特别是迷倒了天下那么多小孩子，但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些“怪癖”，而且往往成就越大“怪癖”也越重。当然，这里说的“怪癖”不过是极言其与众不同而已。有些“怪癖”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极为健康的，比如身为拓荒农民的罗兰在劳作之余总是笔耕不辍，这种写作癖堪称美德；而如M.E.克尔爱给自己起笔名的癖好，缘起不过是生活所迫，渐渐也成为美谈。但一旦这种“怪癖”进入到更深的层次，甚至挑战起所处社会人们顽固的伦理观念时，就往往要卷入冲突与争议中了。这恰好也是这些天才们的故事中最耐人寻味的地方，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往往从争议中诞生，而当他们最终跨过去，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用那位躁动不羁的伊娃·高丽安的话说：“那些生来温和、平静、不惹麻烦的人，那些总能远离暴烈的情感和邪恶的诱惑的人——那些从来不需要在夜晚与天使并肩搏斗、直到黎明时分才带着跛足获胜的人——他们永远不能成为伟大的圣人。”
千姿百态的成长
本书每一位整理这些天才的资料与撰写故事的参与者都是孩子的父母，我们都忍不住想要探究他们的成长之路，以期能多少有所借鉴。
综观之下，这些天才的成长之路是千姿百态的。有的家境非常好，但从很好的家境中长大的天才似乎更倾向于叛逆，比如克雷门·赫德、玛丽·罗杰斯；有的家境相当困难，但也磨炼了耐挫折的能力，比如艾兹拉•杰克•季兹。不过总的来说，这些天才的家庭经济状况中不溜的居多，富裕一些的家庭的文艺气氛更浓厚些，相对不那么富裕的，家庭成员之间看来更亲密些。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那些不太富裕的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往往更深厚，父母可能为了生计顾不上孩子，但孩子们之间的影响却不可估量。辛格、悉德、怀特、吉普森、德琼、季兹等人的成长过程中，来自兄弟的影响和帮助，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前面提到了他们的教育经历，单从学历来看，这群人中只有六成完成了大学教育，两成上过大学但没有毕业，另外两成或者读完了高中，或者学历不明。而在大学毕业的群体中，继续深造完成硕士学位或双学位的只有7名，而其中只有一位男性，就是读完法学硕士的多诺万先生，但他后来也改行了。在大学毕业的群体中，女性占了接近六成，可能在她们所处的年代，想要自谋生路的女性更为依赖大学文凭。不过对于他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与最后成功从事的事业往往颇有距离。而他们之所以能事业有成，多半是因为从小就养成的兴趣和习惯，在童书领域，主要是绘画和阅读。如果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最为相似的一点，那就是阅读。无论处于怎样的家境，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从小就迷上了阅读。而其中对艺术有偏好的，从小也养成了画笔不离手的习惯，比如那位H.A.雷，跑到巴西的亚马孙流域卖浴缸，还一路不忘随时画猴子的写生。这样的人不成为画家才怪呢。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留意，这些童书领域的天才，他们的童年不管是否一定能解读为幸福，但一定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童年的回忆是他们的创作取之不尽的财富。而且，即使是再不足以称道的童年，他们的身边也总有深爱自己的人在呵护和激励。爱的力量，比优渥的物质条件更有益于成长。而最令人羡慕的童年，往往是与大自然非常接近的童年，在大草原、在农场、在山地、在江河湖海边，或是定居，或是长时间的度假，这样的成长环境伴以良好的教育和温暖的亲情，如罗兰·英格斯·怀德和E.B.怀特这样的天才就是这样养成的。
成功与幸福
通常说到一段文学史，人们只问作品的价值、作者的贡献与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几乎没有人会问：那些作者幸福吗？读他们的作品能让读者感到幸福吗？——这种问题看来对历史没有价值，或者也无从回答。但是，当我们谈到童书时，这样的问题似乎就变得很有价值了：创作《夏洛的网》的作者幸福吗？读《夏洛的网》能让读者（主要是孩子们）幸福吗？——如果你热爱孩子、珍视童年，怎么可能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呢？
在整理那些天才们的故事时，我们特别留意了这个问题。尽管不可能去向他们一一访问，更不可能去问“你幸福吗？”这样的问题，但通过拜读他们的自传、传记、访谈录，接触相关的视听资料，也观察他们的种种行事，我发现就一个创作群体而言，成功的童书创作者们可能是所有文学创作群体中幸福感最强的一群人。也许偶尔会有一两位例外，但差不多所有童书创作者们都对自己的读者非常满意，他们可能在自己创作的故事中留下相当激烈的冲突，也揭示人性中可能存在的相当阴暗的一面，但最后几乎都会做出童话式的承诺：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那些特别真诚的天才，并不将这种承诺看作权宜的哄骗，而是真心诚意地寻找解决方案，在安慰小读者的同时，也在疗愈自己曾经受到的创伤。就像河合隼雄在《孩子的宇宙》中所发现的那样，童年有某种强大的力量，不仅能帮助孩子，也能给成年人极大的帮助。
莫里斯·桑达克可能是最深切地发现这一秘密的天才之一，他一生的创作似乎都在做着类似的疗愈，尤其是针对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因恐惧而产生的深深的创伤。快到八十岁时，与他相守超过半个世纪的伴侣就要离世，他在病房里陪伴，自己也病倒在另一张病榻上，那种孤独、无助和悲伤旁人恐怕难以想象。就在这段时间他构思了一本新的图画书。在送走了伴侣之后，他继续埋头创作，终于在八十三岁那年（也是他去世前一年）出版了，就是那本《笨猪阿迪》，这也许是在桑达克一生创作的图画书中最为轻松欢快的一本。尽管出生于非常正统的犹太家庭，但桑达克并不信教。他说他非常羡慕那些信教的人，因为没有信仰而生活在这个世上注定要艰难许多。不过他终究还是挺过来了，完成了非常丰满、几无遗憾的一生，大概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祈祷方式——为孩子们、也为自己，创作童书。
那些创作童书的天才们，当他们的成功建立在与童年的完美连接时，那应该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吧。
阿甲写于2015年4月23日北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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