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不敢讲真话，所有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有的人不说真话或许是出于保护他人的心态，而也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下面大家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人们为什么不敢讲真话的相关内容吧，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人们为什么不敢讲真话1
领导不爱听
好话谁都爱听，这是人的天性。有些领导就喜欢别人说自己好，赞同自己，认同自己的观点，这其实是人之常情。但某些领导的天性未免太过于强烈了些，本身是问题都能自圆其说的话十分爱听，有些领导听不进去别人说自己不好，说自己的单位不好，说自己认为对的不好，听不进去不同意见，尽管别人说的是实话，说的有理有据，无奈本性使然，一听真话觉得是别人乱挑刺儿，认为别人水平低、层次低，有时甚至火冒三丈，必须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下级，丝毫受不了一点侵犯，因此导致大家不敢说实话，不敢提意见，不敢讲真话，领导牙上有个菜叶子，下级都不敢提醒。
这样的领导大量培养了不讲原则、投其所好、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的下级，为当好领导“合格的下级”，这些人把大量精力放在揣摩领导意图、察言观色、哄领导开心、博领导满意上，毫不顾忌原则和底线，回避问题和矛盾，说假话、大话、空话丝毫没有脸红
还不如不说
下级“斗胆”说了点真话，有的领导还能耐心的听，但过后一点反应也没有，时间一长，官兵心灰意冷，最后也就懒得再提什么意见。其实在这里还想加一句，有些问题的确不是某几个层级的领导就能解决问题，更多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来决定。但如何把本意层层反映到高层去，这又是一门学问了。
以上还算不错的情况，某部接受新任务，首长机关按惯例听取基层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一名主官向机关反映连队缺床板，某首长听罢直接说：“那就住帐篷。”会后所有人都在嘀咕，以后谁还敢讲真话？某领导下基层蹲点，连队向其反映单位一名士官因婚恋受挫，工作上受到影响。谁知这名领导直接将其列为“重点人”，逢会必讲。讲真话“挨批”，搞不好还会“挨打”，那谁还愿意说真话呢？
怕遭到报复
牧师马丁尼莫拉说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很多人信奉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利益，绝不说他人不好。有的说了实话、讲了真话，揭了他人的短，尤其是领导的短后，被穿小鞋、打击报复、被排斥排挤的大有人在。因此有的官兵迫于领导压力和生存，说了违心话。
就算有些情况不得不批评，也是顾左右而言他，讲虚不讲实，甚至把问题变成表扬。因此造成了部队里大量充斥着讲关系不讲原则、看面子不看真理、对上级说恭维话、对同事说客气话、对下级说赞扬话、对问题说含糊话的人。部队经常搞调查问卷，问的问题都简单易懂，但只要去参加问卷的，之前有多少没有被单位领导“千叮咛万嘱咐”的？参加答卷的有几个敢写实话的？有多少敢于把实情如实向上反映的？虽然部队内部纪律检查工作逐步走向正规，但部分同志还是对组织不信任，对保密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以至于有什么想说的硬生生给憋回去。
环境就这样
时间一长，“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环境蔚然成风。“民主生活会”纯属走个过场，要求“脸红脖子粗”，又能“红”“粗”多长时间呢？有的干部战士在看到单位领导给上级汇报虚假的成绩，却得到上级首长的认可表扬。他们虽然背后对这种现象是相当唾弃，但在近墨者黑的环境下，受其影响也变得油嘴滑舌。认为干工作没必要认真扎实，有张能说会道的嘴比什么都强。有的刚做了一点事或打算做一点事，就四处张扬。有的上级在工作上采取哄蒙诱骗的方式，下级对上级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在这种环境下根本无法形成说真话听真话的良好风气。
二战时希特勒的火爆脾气让手下的参谋军官无一人敢与之报告失利消息，而与之相反的丘吉尔，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向他只汇报坏消息，两耳兼听的人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只有一个耳朵的人呢？《古文辑要》载：裴矩在隋朝做官时，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想方设法讨好隋炀帝，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常态，经常对朝政发表不同意见，有时甚至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曾感慨道：“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吐真言是人之本能，讲假话则是生存所迫。敢不敢讲真话、愿不愿讲真话则取决于施加压迫的外部条件。领导愿意听，真话自然就有了市场，民意就畅通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自己也跨不了台。” 现如今，敢说真话，敢说实话，已经上升为有血性的表现。军队是要打仗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拿同志们的生命当儿戏。培养说真话，讲真话的风气，就是在培养战斗力，就是在维护清风正气。作为领导，尤其是想干出事业的领导，一定要培养部属讲真话的能力，鼓励部属讲真话的勇气。让周围少点“马屁精”，别自己犯了错误还不自知。如果一个领导周围越多性格直率，敢讲真话的人，他获得的成就也就越多，干的事业也就越伟大！
人们为什么不敢讲真话2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活在一个谎言国里。
人之初时，我们原本只会说真话，真诚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本性。
可是一旦我们开始在社会染缸里浸染，我们都开始说谎话了，上到统计数据、官员政绩，下到邻里街坊、父子兄弟，整个都是谎话连篇。大贪官无时无刻不在高谈反腐倡廉，官员对百姓许愿时他们自己都不信会有实现的一天，明明污染得不行偏要说是管道维修，明明贫富差距已经突破合理限度偏要说社会公平。
社会对真话的定向打击是显规则，讲真话将面临的代价都是想得到的，而那些说真话的人遭遇的悲惨也都是看得见的'；社会对谎言的热情鼓励是潜规则，虽不能公开听到鼓励说假话的言辞，但是人们能从谎言得到的掌声里听见，也能从谎言得到的奖赏里看见。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保护举报人的文件政策不敢相信，对整死你的高官诳语却不得不信；权贵要求的伪证我们不得不做，微小的良心只能拿去喂狗。
敢于说真话常被作为美德拿来教育国民，这印证了真话在我们时代的极度稀缺，和假话在我们时代的极度泛滥。可仅仅一个敢于实在是太沉重了，因为紧跟敢于的将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打击报复，是生存的痛苦，乃至生命的威胁。选择真话也就选择了苦难个人不顾小我之悲用良知支撑起的真话空间是非常有限而且脆弱的。因此，敢于说真话在成为一种国民素质要求之前，更重要的是成为一种机制的保护。
驱除谎言，必须从保护真话开始。让说真话的人生活得幸福，本身就是对假话发生的一种遏制。而意图保护所有的真话，首先又应该从保护引起广泛关注的真话开始。只有政府和社会能够保护好一个又一个的李文娟和祁利刚们，真话再生的朝霞才会在东方的天空出现。
